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党开始产生建立直接掌握的工农武装的思想。因此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中，特别强调党要“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要“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根据中央精神，中共上海区委开始准备武装起义。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在杭州宣告独立，并将一部分兵力向上海推进。18日开始，中共上海区委组织暴动，并与国民党共同策划联合行动。沪东地区党团员在群众中积极活动起来了，杨树浦、引翔港各工厂秘密地组织了纠察队。运输队、救护队与别动队。10月22日，夏超起义失败，军阀孙传芳已经有了戒备，时机已对上海的起义不利。对日早晨，中共上海区委才得到夏超起义失败的消息，但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0月23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于当晚半夜起义。沪东区在党组织的指挥下，新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英电”机务部等的六七十位同志分散隐蔽在香烟桥（在今虹口区）警署五区三分署的周围。大家眼睛都盯着警察署附近的茶馆，等待信号。但到天亮时未听到信号声，部委领导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指派单克林、刘长松等向警署进攻，单克林以问路为由，乘机拿起板凳向一个警察头上砸去，缴了他的枪，隐蔽在附近的同志们立即分两路冲向警署。不料警笛四起，大批警察赶来，单克林与总工会的一位同志一起被捕，起义失败。事后得知夏超已被孙传芳打败。北阀军一路势如破竹，群众闻讯欢欣鼓舞。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冲破军阀政府禁令，自动启封各级工会。1926年11月，上海总工会首先挂出牌子，公开办公。12月，沪东区工会联合会也公开办公了。“上总”领导的工会迅速发展到187个，比1924年9月增加一倍，会员增加50％。沪东区大部分工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1927年2月7日，上海总工会在沪东的延龄里（今榆林路大连路口）12号至14号的“某电”工人俱乐部楼上召开了全市基层工会会长（实为中共党支部书记）会议，以纪念“二七”为名，研究第二次武装起义事项，出席者100多人。中共杨树浦部委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海总工会主席团主任汪寿华（何松林）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仅七八分钟，就被提篮桥巡捕房一个绰号叫“小滑头”（荣淇）的包打听发现，报告了巡捕房，大批巡捕赶来堵住会场大门，并冲到楼上。为了保护领导人的安全。一部分同志将会场的门顶住，另一部分同志拿起锣鼓敲了起来，以迷惑敌人。就在这锣鼓声中，朱英如、徐辉祖等同志用围巾与绳子结成一条条绳索，让汪寿华、龙大道、郑复他、陈之一、张叔平等党和工会的领导干部，从会场后面的亭子间窗口抓住绳索跳下，跑进田野脱险。接着房门被敌人冲开，他们以为坐在桌旁作掩护的李泊之、帅朝吟等5位同志是主要负责人，就抓了起来，然后将会场里的近百人，其中包括廖陈云（即陈云）、张维桢、章郁庵等押上大汽车，关进了提篮桥巡捕房。张叔平等脱险后，立即向赵世炎汇报，赵世炎让总工会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联系，设法让工部局出面要巡捕房放人。赵世炎又指示张叔平立即召开沪东各工厂工会负责人会议，布置各工会负责人去找资本家，要资本家保释被捕工人代表，声言如不放人，工

         会只得发动罢工。一时间，各厂资本家纷纷打电话给巡捕房，要求放人。邮务工人组织了几百人的自行车队，到提篮桥周围示威。在革命力量的威慑下，巡捕房只得考虑放人。傍晚，杨树浦电灯厂的英国人到巡捕房保释了市政工会委员长王克全，老怡和纱厂的哈尔波由40名工人代表陪同，也到巡捕房保释了中共杨树浦部委职工委员、工厂支部书记张维桢，接着除先被捕的5人外，其余人都获得释放。以后在陈独秀的关怀下，由张维桢拿了经费找到老桢和纱厂工头，让他到戒严司令部将李泊之、帅朝吟等5位同志赎出。

         中共杨树浦地区的党组织在营救同志们脱险后，深入到各工厂，积极进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2月18日，北伐军前锋部队到达浙江嘉兴，上海的军阀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工人群众情绪高涨。上海总工会召开全市各工会。代表会议，有50多人参加，一致决议从19日起举行总罢工。2月19日，上海总工会下达了总同盟罢工令。杨树浦地区当天参加罢工的有：大康、裕丰、公大、东方、新老怡和、纬通、恒丰等纱厂，还有瑞鎔铁工厂、“英电”机务部、南洋烟厂、制盒厂及黄埔码头等工人。引翔港地区的杨树浦电灯厂、兰格木行，申五、永安、厚生、振华等纱厂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沪东地区第一天罢工人数达5万人，以后又有增加。2月22日，总同盟罢工随时准备转为暴动。下午，沪东地区2万工人集合在韬朋路底（今唐山路、通北路口）广场上开会，准备向胡家木桥警署进发。恰巧提篮桥巡捕房包打听“小滑头”又来了，老怡和纱厂支部书记张维桢等把他押送会场。群众见到作恶多端的“小滑头”立即高呼：“打倒走狗！”部委领导当即决定召开公审大会。部委委员陈定观上台历数了“小滑头”的十大罪状。群众高呼：“枪毙他！”部委领导当场宣布将他枪毙。武装纠察队用仅有的两支小手枪，将“小滑头”打死。接着，沪东地区起义队伍向闸北进发，当冲到胡家木桥警署时，警察都逃走了，枪还挂在墙上。可是起义队伍当时没有想到拿

         枪武装自己，只是带着满腔仇恨将警署砸得乱七八糟。后来遇到军阀的大刀队，群众手里缺少武器，队伍就被冲散。沪东地区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的行动就此中止。瞿秋白在2月24日起草的意见书上指出：“杨树浦工人群众大会判工贼死刑而直接执行，并进一步以一两支手枪攻袭警察署之革命行动，教训了我们党，使党意识到在暴动开始时，不积极领导工人群众主动进攻，过多限止工人的革命行动，过多地希望军阀内部发生兵变和大商人的罢市是错误的。”因此他提出新的政策：“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而非欢迎），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作为集合一切革命力量的总机关。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要把武装起义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向反动军阀主动发起进攻。”沪东地区工人的积

         极主动的革命行动，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亲临中共杨树浦部委机关（华德路斯文里13号）召开会议，研究第三次武装起义事项。参加会议的有部委书记张叔平、老怡和纱厂支部书记张维桢、恒丰纱厂支部书记王阿宝、新怡和纱厂支部书记周顺涌、申新五厂支部书记陶悉根及厚生纱厂支部书记徐锡根。周恩来询问沪东有多少党团员，党员中有没有当过兵的。他要中共杨树浦部委找当过兵的人训练纠察队，并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只知道罢工示威，没有，很好地武装自己，这就无法战胜武装的敌人，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要在工人中训练武装纠察队。”周恩来的话使大家明确了武装的重要性。2月底，赵世炎又到杨树浦、引翔港地区检查党、工会及筹备市民代表会议等项工作。当时杨树浦地区的市民代表会议准备工作进展较快，已联络到五六个社会团体。陈独秀听了赵世炎的汇报以后说：“杨树浦部委特别负责。”不久，周恩来让军委委员钟汝梅派人将12支手枪送至中共杨树浦部委。钟汝梅就让工作人员姚素珍化装成富家小姐，坐了黄包车将装有手枪的藤条箱送到中共杨树浦部委宣传部主任苏爱吾手中。中共杨树浦部委在老怡和纱厂找到一个当过兵的共青团员孙长胜，在倍开尔路（今惠民路）人寿里西衖过街楼上，开始了杨树浦地区的纠察队的训练。同时，苏爱吾在华德路寿品里带领一部分

         共青团员学习打枪。中共引翔港部委领导的纠察队，也分批进行训练，有的在陆小妹家里（原眉州路40号），有的在其他民房里。训练用的枪支是由交通员范蓬生送来的。在沪东地区加紧武装训练期间，周恩来任命从苏联学习军事后回国的徐航安担任沪东地区纠察队总指挥。3月7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决定：为加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将上海划分为7个部委，中共杨树浦部委与中共引翔港部委合并为沪东部委，任命张永和为部委书记。部委设主席团，由张永和、李时民、苏爱吾、孙惠芳、张维板等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分工负责杨树浦引翔港地区工作。杨树浦地区的组织、宣传、妇女等工作分别由李时民、苏爱吾、孙惠芳（孙为芳）负责。引翔港地区的这三项工作则分别由涂炎林、张之闿（张之皑）、程寄如负责。职工部由张维、范孟叔、王克全（王十人）先后担任负责人。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也相应合并。团部委书记由周朴农担任，工会由范孟叔负责。武装纠察队还是按两个部委时的辖区组织。所有准备工作和后来起义的发动，仍分别在两处进行。3月12日，上海召开第一次市民代表大会，到会的有200余个团体的代表300多人。会议选举对人为执行委员。沪东的王根英、朱英如当选为执行委员。会议发表宣言：“本会之责任，即执行全市公民之意志，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合并后的沪东党团部委及沪东工联在工人中宣传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勉励大家振奋精神，要在短时间内以最快速度发动更大

         规模的总同盟罢工。16日，新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天章造纸厂等的7750名工人开始罢工。3月17日，北伐军攻抵上海市郊，驻防上海的军阀分崩离析，纷纷倒戈，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条件成熟。3月21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作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常委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天中午12时起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上午10时，沪东部委书记张永和接到了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亲笔命令后，随后发出总罢工命令。沪东区的纱厂、烟厂、铁厂、码头、自来水厂、电灯厂、蛋厂、毛巾厂等15个行业的32家工厂、10万多工人立刻行动起来，加人罢工行列。10多万工人涌上街头，真是人山人海，旗帜飘扬，群情激昂。下午1时，沪东区在韬朋路底广场及马玉山路广场召开各有2万多人参加的武装起义誓师大会。张永和在韬朋路底的工人大会上作了武装起义的政治动员。杨树浦的武装纠察队在广场旁的王根英家门前集中。总指挥徐航安向纠察队员们作了简短的动员，他要大家“勇敢、坚决、确守时刻、服从指挥，并要有牺牲精神”。然后，王根英拿出藏在灶间阁楼上的一只箱，从中取出12支盒子枪，分发给纠察队员。大家第一次拿到武器，真是欣喜若狂！杨树浦地区的纠察队在徐航安和孙长胜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王根英带着担架队走在队伍的后面。这支队伍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虹镇警察分署，徐航安、孙长胜高呼：“冲啊！纠察队员奋不顾身地向警察分署冲击。不料迎接他们的是很多工人同志，原来虹口区的纣察队已缴了这个警署的枪兄弟队伍胜利会师，顿时欢声雷动。这支队伍的第二个目标是香烟桥警察分署，即五区三分署。在向第二个目标进发途中，迎面遇到6个警察背着长枪在巡逻，被纠察队一下缴了枪，并了解到五区三分署有37名警察，是反动力量较强的据点，门前堆着沙袋，难以攻破。大家商量决定用火攻。

         纠察队员分头准备，有的去买木柴、汽油，有的去请消防队防止火烧到民房。正要开始火攻时，周围围观的居民叫了起来：“有人爬房顶逃了！”抬头一看，只见有个穿便服的胖子爬上屋顶想逃跑。原来他就是平时专门敲诈勒索，在前两次武装起义时曾杀害工人的反动巡长。围观的群众一致要求严惩这个恶棍。于是纠察队就把他枪决了，群众一片欢腾。其余俘获的警察被纠察队释放了。这次攻下五区三分署缴获了30多支步枪。接着纠察队直奔江湾警察所，那里的12名警察早已闻风弃抢而逃。这时，这支纠察队已拥有40多支长枪、12支盒子枪，浩浩荡荡向北站进发。队伍到天通庵车站，正好遇到因铁轨被吴凇纠察队扒掉而退回来的列车，这是军阀李宝章的一列兵车，车上有敌军500多人。他们从兵车上用机枪射击，群众队伍中死伤多人，纠察队被迫后撤。这时，前面铁轨被水、电、邮务工人纠察队撬松，火车开过去翻倒了。杨树浦纠察队配合闸北纠察队猛烈夹击溃兵，群众高呼口号助威。经过激烈战斗，300多名敌兵缴枪投降，一部分逃入日租界被日军缴了械。另一队从马玉山路出发的工人纠察队，直捣引翔港警署，在路上发现有人推了两辆榻车，上面堆满行李，纠察队从行李中搜出了14支步枪和许多子弹。其实这是化装逃跑的引翔港警察署的警察。接着队伍忍着饥渴抄小路向北火车站前进。同日傍晚，沪东两支工人纠察队胜利会师。上海市除闸北外

         各区的战斗胜利结束。闸北是敌人兵力最集中的地方，军阀毕庶澄在这里作垂死挣扎。攻占闸北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在周恩来、赵世炎直接指挥下，沪东两支纠察队配合闸北工人纠察队猛攻五区警署、东方图书馆及火车站。工人纠察队在激战中迎来了22日的黎明，又浴血奋战至下午6时，全歼了军阀毕庶澄部队，工人武装纠察队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了，上海临时市政府成立了，上海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为消

         灭孙传芳、张宗昌的残余势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沪东区的工人纠察队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5位同志，受伤的有6人，缴获了敌人的100多支枪和许多子弹，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