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与剥削。当时沪东有一民间谚语：“若要苦，杨树浦。”它深刻地揭示了沪东工人苦难的生活境遇，特别是纺织工人所受压迫、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堪称世界少见。
         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之一，一般工厂为“六过六出”，即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6点，或从晚上6点做到早晨6点。工人们说：“日工做到两头黑。夜工做到两头亮。”有的纱厂还要开“礼拜工”，即每逢星期六做夜班的就要多做几小时，每逢星期天做日班的就得提前几小时上工。这种剥削的残酷性可从工人们编的《回声歌》中窥见一斑：“头回声，响嗡嗡，享福的人们还在梦中。二回声，赶路匆匆，街头灯影暗，夜色正朦胧。三回声，进厂就开工，东方鱼肚太阳还未红。”
         机器业工人名义上每天劳动10小时，但资本家常想方设法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有时长达12－15小时，甚至强迫工人加做夜班也属常事。
         自来水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两星期调班一次，碰到连班要做18个小时。一年做到头，没有星期天，只有在五月端午、八月中秋休假半天，春节休假4天。
         工人的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纺织厂内，细纱间的女工在简陋的棉尘飞扬的车间里，平均每人要负责35只木管，每只木管有8只纱锭，共计280根纱头，12小时来回跑，一刻也不能停。织布间的女工每人要管20－30台织布机，必须不停地来回跑动着接纱头，稍慢就得遭工头的打骂。为数不多的男工，要把几十斤、上百斤重的货物扛来扛去，累得受伤吐血的事屡见不鲜。
         机器制造厂内，往往厂房很狭小，且阴暗潮湿，设备简陋，毫无安全保障。一到夏天，工人抬着1000多度高温的铁水包往浇口眼上浇，整天汗流泱背不说，而铁水飞溅时稍有不慎，轻则受伤，重则危及生命。打铁时，工人将24磅重的铁榔头甩上甩下，飞溅的铁屑不但烧坏工人的衣服，还经常溅伤他们的手脚。
         杨树浦自来水厂的英国老板，只要水变钱，不管工人的死活。严冬季节是供水淡季，老板要工人在供水量最小的时候冲洗沉淀地。大雪纷飞，池水结冰，工人在冰凌中冲洗积泥，寒气刺骨，直冻得毛孔里渗血，而洋老板残忍地站在池边楼房的晒台上用望远镜监视工人的劳动。
         工人的工资低，生活苦。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除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大工人劳动强度外，还千方百计压低工资。例如：1920年，厚生纱厂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仅8元，童工则每天只有1角钱左右。工人拼命干活，一个月工资还买不到1石米（一石等于75公斤）。机器业工人是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产业工人，他们要经过3－6年的学艺时间，才能成为技术工人，因此他们的工资较其他行业的产业工人略高一些。但他
         们的收入也是微薄的。1926年机器业工人平均每人每月工资收入只能买1．49石米，所以生活同样处于贫困之中。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在工资制度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中外员工待遇相差悬殊，1922年中国职工的工资每月13－18元，而外国聘员一个人的工资相当于70多个中国工人的工资。
         微薄的工资收入使工人们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有的住在竹棚里，有的住在草房里，甚至还有人以破船栖身。
         资本家为了剥削和压迫工人，还在用工制度上费尽心机，采取了种种手段：
         （一）包身制
         工厂的包工头到江苏泰州、扬州一带乡村招收农家姑娘当包身工。包身工是纺织厂中受资本家与包工头双重剥削并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旧中国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天灾不断，农民苦不堪言。包工头以甜言蜜语欺骗农民，将女儿交给他可去上海过上好日子，被生活所迫，女孩的家长就与包工头签订合同。所谓合同实际是卖身文契，包工头对女孩家长仅付出8－10元钱，以后三年内将包身工所得工资全数占为己有。在包工期间（一般为三年），包工头只对包身工提供拥挤的住宿处及半饥不饱的伙食。包身工每
         天做12小时工作，逢星期天还得到野外挖野菜、抬莱皮、拣煤渣。她们通常30多人住一间屋子，日夜班轮流睡，一个挨一个的，连翻身都困难。一旦包身工生了病，还得被包工头硬逼着去上工，不少女孩熬不到三年就已夭折！
         日商上海纱厂一、二、三厂及大康纱厂是包身工最集中的工厂。夏衍撰写的《包身工》就是到沪东调查后写成的。
         （二）包工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批批破产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涌到上海工厂集中的沪东地区找出路。沪东不少工厂资本家把生产包给工头，由工头去招募工人。包工头大都是投靠青帮的地痞流氓，他们对生产承担责任，完不成指标要罚款，超额完成就得奖金。包工头利用工人去完成生产任务并对工人拥有雇用、解雇和核定工资等权利。
         包工头往往在厂门口招募工人，俗称“抄号头”。工人拿到号头后要向包工头送礼才能进厂。进厂后，在包工头的淫威下，工人们紧张地劳动，还经常遭训斥、挨皮鞭，所得工资又往往被包工头如去半数。
         （三）直接雇用制
         有些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直接向社会招收工人。先训练6个月，前3个月每天劳动8小时、授课2小时，后3个月就独立工作了。这6个月中没有工资，只给工人微薄的津贴。
         工人不但在经济上遭到残酷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迫害，人格上受到极端侮辱。
         日本资本家把中国工人看作任其奴役的牛马，经常骂工人是“贱种”，是“亡国奴”，还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难，找一百个工人容易。”日本纱厂放工时，男女工人分两边通过木栅栏，经过从头到脚的抄身后才能走出厂门。出口处还有“垃圾鬼子”（指看门的日本人）站着监视，准备随时殴打工人。工人上工时上厕所必须凭牌子，为了领到一块牌子，常常在车间里急急忙忙找工头，有时因找不到只好尿湿裤子。
         日商大康纱厂有的日本人还任意调戏女工，若女工反抗就遭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男工也常遭吊打。小工胡金宝就是被毒打致死的。
         英国资本家对工人同样任意凌辱，老怡和纱厂也实行抄身制。在他们眼里工人都是盗贼，总是处处提防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苦难深重的沪东工人，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英勇的反抗斗争。1868年，耶松船厂的工人为反对外国老板降低工资而开展了罢工斗争。1891年1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匠张桂卿组织工人罢工，以抗议厂方对工人的残暴管理，后遭清政府的无辜杀害，他就义时仅29岁，留下了妻子和一对儿女。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送钱接济张
         桂卿的妻儿，直至其儿子16岁。1898年9月，德商瑞记、英商老公茂等纱厂工人反对由日工资改为计件、合同工资而举行了罢工。1899年6月4日，怡和纱厂工人因反对减少两成工资，各部门相继罢工。1918年4月18日，三新纱厂工人要求撤换新工头而发生了1000多人参加的4天罢工。同年10月27日，上海纱厂二厂日本资本家颁布新规章，规定凡女工一天不来上工，就开除。女工们闻讯后十分愤慨，宣布罢工。资本家通知杨树浦巡捕房前来镇压，女
         工们毫不畏惧，坚持罢工。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只得修订规章，将“停工一天则开除’改为“如有工人请假一星期仍不到厂者即将替工补作长工”。
         早期的罢工斗争，基本上是自发的、个别的、局部的。工人尚未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这些反抗斗争的结果，多数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多少也反映了工人阶级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