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战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沪东地区。他们中有的被敌人逮捕后遭到血腥屠杀，壮烈牺牲；有的被长期关押在监狱中，遭到非人折磨。他们把监狱当作与敌人生死搏斗的战场，开辟了白区斗争的另一条战线。中共沪东区委职工委员张维帧，于1928年2月被叛徒出卖，在浦东遭逮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5年有余。他耳闻目睹同志们的宁死不屈的英勇事迹，更坚定了把车底坐穿的信念。张维板被捕后不多时，就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押送到清河经监狱。那里的敌人企图软化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让大家穿和尚在，整天盘腿打坐、念佛经。张维板与难友们只是坐着，不念佛经。敌人无奈，只得作罢。狱中生活很苦。臭咸菜一吃就是几个月，花茶便算是好莱，可一吃也是几个月。一天只供应一小桶水，吃用都包括在内。一间小小的牢房要住几个人，窗小而高，门上只有一个送水送饭的小洞。几个人的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臭气熏人，实在难忍时只能凑近小洞吸几口新鲜空气，看守见了还要阻止。1928年7月，张维板等通过吴慰铭（难友的妻子、中共地下党员）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了联系，从而在狱中建立了直属独立支部，支部书记由张维校担任。以后又设法买通了看守，得到了学习文件和书籍。1929年7月对日，敌人在沪东进行大逮捕，原共青团沪东区委书记李宝林在华盛路被捕。当天半夜12点，李宝林与难友场久芳、资福生、陈雨生等被敌人杀害，牺牲时高呼口号，表现得十分英勇。8月，区委干事、“英电”机务部党支部书记金伯棠，还有原共青团沪东区委委员、打狗队队员陈金大同时被捕。陈金大在狱中目睹金伯棠等受刑后连骨头都露了出来，可他们仍很坚强，显示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陈金大在狱中也经受了酷刑的考验，他坚贞不屈，严守党团组织的秘密。最后敌人毫无证据地判了他15年徒刑。不久，陈金大也被转押到清河任监狱，与张维帧同一牢房，他们两人就在同一支部秘密地过组织生活。狱中生活越来越苦，连饭都吃不饱，在支部书记张维板的领导·下搞了罢饭斗争，可是由于各监房的关系未曾打通，无法统一行动，最终罢饭斗争失败。1930年2月，张维帧、陈金大等被转移到苏州军人监狱，这里监管更紧，无法与省委联络，直到六七月间才设法打通关系与省委联系上。这个监狱里吃的是白底米，又无莱。很多人得了伊肿病，有人早上发现脚浮肿，下午肿到大腿，感到心慌，过两三小时就死亡。狱中难友黄鼎臣（中共党员，廖承志的入党介绍人）是医生，他告诉大家饭里掺红豆，用麦熬煮水喝，可治这病。经过斗争，监狱方面才同意这样做，避免了一场灾害。有一次，敌人发现有人传条子给张维帧，幸好条子上写的都是代号，张维帧只说是放风时抬得的，里面讲什么不知道。敌人虽抓不着把柄，但还是把张维板毒打了一顿，又给他戴上了26斤重的脚镣，关进了单人牢房。张维板设法弄到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就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学了起来。1933年下半年，张维帧患病了，且病情严重，就托朋友与法庭庭长交涉，终于获得了交保释放，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生活。出狱后，他一边在老战友家里治病，一边寻找党组织，半年后终于通过工会找到了党组织，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陈金大从潜河任监狱被押送至南京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1933年下半年又押至苏州监狱，一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才获释放。他在狱中生活了8年多，革命意志坚定，在狱中同志们的帮助下坚持学习，不仅摘掉了文盲帽子，还自学了几本马列主义书刊。出狱后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他就以打小工为生，同时不断找组

         织，经常参加抗日活动，以后才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林立是中共沪东齐西区委书记，1933年3月，上级派他接烟区一条关系，刚到榆林路一条弄堂内的一家灶披间门口，就被埋伏的敌人逮捕，并押往南京国民党警察局。敌人将他及烟厂支部的冯中锋带到审讯室。敌人要他们供出共产党内的关系。林立只讲了自己的化名就闭口不谈了。两人都遭到敌人的毒打。林立坚贞不屈，冯中锋却吓得瘫倒在地，交待自己是烟厂支部书记。林立一听，正是组织上要他接头的人，幸好从未见过面，不认识，叛徒也就无法指认。林立带着遍体伤痕被关进牢房。几天以后放人把他与难友黄励（女，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铐在一起推上火车，转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不多时黄励被敌人杀害，林立记下了这笔血海深仇。林立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几个月中认识了许多关押多年的“政治犯”，其中有一位老党员很受同室难友的尊敬，称他为宋室长。有一天，原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老夏被抓了进来，表现出贪生怕死的样子。林立担心老复会说出他的政治身份，就找来室长商量，宋室长分析说：“看来夏会出卖你的，如果这样，敌人定会审问你，你就承认他领导时的组织情况，其余的你可一字不提，他不知道你被捕前的组织变化情况。”事情的发展不出所料。敌人把林立押到审讯室，叛徒老夏与特工处的一个特务在等他。一开始，叛徒对林立说了一套劝降的话。林立回答说：“我以前一直是做工的，这是你知道的，去年失业后是你叫我做党的工作，经过情况你最清楚。”一旁的特务厉声喝问：“你现在的职务是什么？”林立指着老夏说：“他是我的领导，我的工作由他分配。”特务追问：“老夏调走后领导你的是谁？”林立说：“老夏调走后来了老张，以后接上关系的叫小王。小王走了，机关没有了，碰头地方约在马路上。”敌人无奈，说了几句威胁的话，将林立送回车房。到了晚秋，林立又被送进苏州反省院，他在那里抓紧时间自学文化知识，看了不少历史方面的书籍。1934年秋出狱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党的地下工作者王根英曾是沪东区老治和纱厂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1933年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了。先关在提篮桥监狱，后被国民党军法处判处8年徒刑，又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接着被押送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在这所监狱里，已经押着20多名女共产党员，如钱浪、帅孟奇。夏之栩、何藻珍等，她们都把王根英当作小妹妹，照顾她的生活，还辅导她学习文化。1934年，泛太平洋职工会秘书牛兰、范绿意丝夫妇被国民党逮捕，送进模范监狱。国内外人士纷纷通电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在狱中宣布绝食。同狱的女政治犯们得此消息也以绝食行动声援牛兰夫妇，王根英在这一行动中起了骨干作用。她们向监狱当局提出3项要求：（l）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猪肉；2）允许亲友向监内送书、送食品；（3）牛兰夫妇应无罪释放。王根英等女

         同志坚持绝食到第7天，监狱当局着了慌，怕饿死人，只得答应大家提出的条件。王根英还积极带头进行了另一次绝食斗争。那是因为监狱管理者取消了放风，大家以绝食表示抗议，要求恢复放风。绝食进行到第4天，狱方感到问题严重，只得由监狱长宣布：一切恢复原状。斗争取得了胜利。1937年8月，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蒋介石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4项条件。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来到南京国民党“反省院”后，女“政治犯”获释。几天后周恩来又把王根英送到西安。8月侨日王根英与丈夫陈康在云阳团聚。可是到1939年3月8日，王根英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壮烈牺牲。徐明清原是“教联”沪东区分会党组织负责人，她一生坐过4次牢。其中一次是1935年，当时她在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教书，向夜校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并发展了一批女工入党人团，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她意识到有被捕的可能，为了继续办好学校，她向女青年会推荐张修（中共地下党员）来接替她的工作。1935年4月，徐明清被叛徒带来的特务逮捕，当被押着路过烂泥渡吴家弄时，她装作肚子疼，就敲开路边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她小声对何说：“党内出了叛徒老莫，你赶快转告徐佩玲（杨树浦女工夜校女党员），让她转告王洞若（1936年任国难教育社负责人）。”徐明清在特务机关痛骂叛徒老莫，说他陷害好人。敌人将徐明清毒打一顿。晚上特务叫来一个姓商的人，指控徐明清是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工学团的负责人，工学团是合法的教育团体，应受到法律保护。再说，我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这有什么罪？难道陶行知的学生应该统统抓起来吗？真是天大的笑话！”特务被问得无日可对。1935年8月，敌人将徐明清羁押在杭州反省院，把她单独关在一个小房间内，一年多不见阳光，也不能跟人讲话，使她在肉体与精神上都遭受严重的摧残。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陶行知派朱冰如（徐明清的学生，共产党员）探望徐明清，告诉徐明清说：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发表了《八一宣言》，现在正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上在设法营救她。徐明清听了兴奋异常。1936年6月，经过陶行知及组织的营救，全身浮肿的徐明清终于获得了自由。她回浙江老家治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革命队伍。1934年1月26日晚上，由于叛徒、内奸的告密，中共沪东区委机关遭到破坏，区委组织部长黄以林、宣传部长孙海光、宣传干事

         兼妇女干事林秀英（日本留学生）、区委工运负责人朱云（熊开鼎）。交通干事王俊来和交通员居林都遭敌人逮捕。当天晚上被解送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特区法院受审。法官姜某是个阴险狡诈的人，千方百计诱供他们交待出共产党组织的名单及活动情况，被捕的同志坚定、沉着地战胜了敌人。不多时，他们被引渡到南市警察总局看守所。一周后，林秀英的姐姐请了6位律师并拿了许多钱来探望林秀英，他们希望林秀英把案情讲清楚，设法救她出狱。林秀英坚持按原供复述，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敌人叫叛徒当面对质，林秀英只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林秀英暴露身份的事在难友中引起了不少议论。林秀英是忠于党的，听到议论后很难过。有一天看守所里卖烧饼油条，她买了一些送给狱中的小男孩，又让小男孩把几个烧饼送给孙海光。孙海光接到烧饼后发现了塞在里面的纸条，上面写着：“叛徒认出了我，我无法隐瞒，只得承认党员身份，难道就得不到同志们的理解吗？老孙啊，如果有一天你能出去，一定要向党证明我的清白。”孙海光看了纸条，很受感动，立即写了回条放在吃剩的烧饼中让小男孩送给林秀英，纸条上写着“相

         信党组织，相信同志们”。1934年3月中旬，中共沪东区委被捕的同志都被押解到湘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不多时，林秀英的父亲（时任国民党陕西省财政厅厅长，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同过学）亲自到看守所看望女儿，劝林秀英按吴铁城的意见自首出狱，林秀英拒绝自首，并表示脱离父女关系。她对父亲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你！快走！快走！”她父亲便伤心地流着泪走了。4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沪东区委一批政治犯宣布判决，林秀英判12年，其余同志分别被判3－6年，接着押至上海渭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服刑。在狱中为抗议非人生活，由黄以林、孙海光提议，大家进行了绝食斗争，得到了社会的支持。绝食到第6天，监狱当局答应了要求，同意放风、洗澡和改善伙食，还撤换了监狱长。孙海光由于营养不良，又不见阳光，病得下肢浮肿，眼睛看不见东西，濒临死亡边缘。林秀英得知此事后立即把姐姐给他的存款拨20元到孙海光名下，让孙海光用钱治病，终于救了孙海光一命。黄以林染上了重病，于1936年病逝狱中。原中共沪东区委组织部长、齐西区委书记苏生（诸树恒）于1934年1月被捕，他乘敌人不备时毁掉了身上带的证据。在被押送去上海市公安局的途中，经过黄浦江摆渡时又将藏有接头关系和经费收据的鞋子甩进江里。敌人将他囚禁后审讯过5次，他受尽酷刑，昏死过多次，被敌人用冷水喷醒，可他视死如归，严守党的秘密。敌人见硬的不行就用金钱和地位引诱，可他视利禄为粪土。最后敌人只得以“危害民国罪”判了他6年10个月的徒刑，在狱中他与黄以林、孙海光等并肩战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谈判，在统一战线的威力下国民党只得同意释放政治犯。中共沪东区委被捕的同志才得以出狱。他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去英勇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