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沪东地下党领导的小学及工人夜校有20多所，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爱国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在“左”倾路线的危害下，坚持以学校为依托，传播文化知识，同时对学生及周围工人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发展了不少党团员。惠文小学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沪东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所学校。1928年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派原任上海法南区团委委员的徐明清到沪东办学，同来的还有包玉珍。那时厚生纱厂赤色工会已在距纱厂不远的汇山路（今霍山路）租了一幢靠近马路的二层楼单开间房子，惠文小学就利用这幢房子作校舍。白天是小学生上课，清晨与夜晚是成人读书班上课。小学生是工人子弟，成人班学员是工人。工人参加学习后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厚生纱厂的工会活动也就日趋活跃。惠文小学也是中共沪东区委开会的秘密地点，每当区委在这里开会时，徐明清、包玉珍就在门口放哨。博爱学校是一所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工人学校，1931年6月，由曾任共青团沪东团区委书记的中共党员匡亚明负责创办，校址在华德路，校舍有二楼二底，省委出钱购买了课桌椅等设备，这样规模的工人学校在那时是少有的。为了隐蔽，学校还去国民党教育局作了登记。学校工作人员还有曹少白、薛映华，都是革命者。为适应工人上下班时间，开设了早晚两个班，课程设有文化课、政治课，还有娱乐活动。教师们把革命道理的宣传贯彻在各课及各项活动中，深受工人学员的欢迎。学员不断增加，早晚都有上百人来上课。随着学员的增多，经费入不敷出，匡亚明就将写文章所得的稿费补贴给学校，还曾向郁达夫、孙师毅、叶圣陶、郑振择等募捐。1932年，博爱学校被当局查封。女青年会兆丰路女工夜校的学生大都是烟厂女工。1932年12月，中共党员、共青团烟区区委书记姚剑秋由陶行知先生介绍到这所夜校任教。她在教学生读书识字的同时还宣传马克思主义。姚剑秋与女工学生打成一片，与她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生活。思想。她还教女工们演进步戏，深受女工们的信任与尊敬。不多时，她在女工学生中发展了李淑英、顾全英等一批共青团员。建立于 1933年1月的浦阳小学，是由从四川辗转来到上海的革命者黄友梅、叶访吾等创办的，校址在齐物浦路物华里（今江浦路831弄16号）。这所小学晚上是工人夜校，设有新文字班、英文班、日文班，先后有马达（著名版画家）、罗毅文、张恒、邓恳（邓小平之弟）、孙大光等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来校任教。学校里有共青团沪东区委领导的共青团支部，团支部书记是徐庶声，后由谭申平担

         任，他们都是学校教师。这个学校的教师以学校工作为掩护，在校内外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利用合法形式，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浦阳小学教职员还与附近的余田章、临青等小学一起组织沪东区小学教师救国联合会。这所学校的教师在教学中紧密联系实际，对学生进行爱国、反帝、反压迫的思想教育，并在学生中提倡团结互助、见义勇为的崇高品行。学校非常重视开展各种活动，组织学生与附近工厂的职工组成足球队、篮球队，还开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文娱活动。在学校的教育培养下，有一批学生走上了抗日第一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成了党的优秀干部。教师中有的成了国家部级干部。1933年9月，“左联”成员齐速、徐汉光（共产党员）、陈克寒、周天宝等人在塘山路（今唐山路）半江小学内办了工人夜校。学生来自烟厂和橡胶厂的工人。教师们在进行文化启蒙的同时还满腔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革命与抗日的道理。1935年夏，这个工人夜校与另一所由“左联”成员甘迈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显恩小学内办的工人夜校合并。由此增强了办学力量，学校办得生气勃勃，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戏剧界的赵丹、崔克、张庚，音乐界的吕级、孙慎都是这个学校的辅导老师，工人学生们在他们的指导下又是演街头剧又是唱抗日歌曲，在这些活动中不但学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还教育了周围工厂的工人。在救亡活动中，不少学生参加了国难教育社，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夏，学校停办了，11位教师先后去了延安，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烈士陈若克（陈玉兰）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33年11月建立的临青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闻名大江南北的孩子剧团的诞生地。四川籍青年严镜余、邓劾刚、李扶林、陈子中等在重庆时曾与杨闇公、恽代英、肖楚女等一起干过革命。四川“三三一”惨案后，他们辗转来到沪东区，在共产党员邓锦珊（原中共齐东区委代理书记）帮助下，在临青坊22号（今临青坊10、11号）创办了临青学校。这所学校设小学部、初中部与工人夜校三部分，先后任校长的有严镜余、邓劼刚、任崇高、钟韵明，陶行知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学校的教职员大都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学校办学经费十分拮据，教职员们心甘情愿不拿工资，学校只供给三顿饭。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为附近工厂的工人补习文化。以培育革命种子、掩护革命同志、从事革命活动为办学宗旨的这所学校，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上始终保持着革新精神。为了掩人耳目，小学和初中都采用普通中小学课本，而在实际教学中则强调学以致用，且特别重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这所学校还推行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挑选了学生奚里德、许立明、傅承漠、强云秋（强明）等为小先生，在附近居民中开展扫盲活动和教唱抗日歌曲，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要求识字、学唱歌的男女老少。为了加强对小先生活动的领导，成立了由小先生们自己管理的小先生总校，后来发展到12个分校。小先生学校的活动搞得如火如茶，陶行知先生闻知此事，即来校召开小先生座谈会，还邀请小先生们到大场的山海工学团去参观、学习。小先生活动，不仅使五六百个读不起书的儿童和成人得到了识字的机会，同时也受到了抗日救亡教育；而“小先生”们也得到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培养了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临青学校不仅要克服办学经费不足的困难，更艰难的是要战胜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这所革命的学校，国民党当局经常派特务。巡捕、包打听（密探）来干扰，甚至公开来搜查。1935年冬季的一天，师生们正在油印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的抗日宣言，突然闯进一队巡捕和警察，看到了来不及隐藏的油印品，任崇高校长沉着勇敢，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指着墙上挂的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图，对外国巡捕说：“如果你们祖国的土地被外国人强占了，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抱什么态度？会无动于衷吗？会不去抵抗吗？难道心甘情愿当亡国仅吗？我们油印这些宣传品，完全是为了爱自己的祖国。爱国是每个国民的义务，是正义行为。抗日救亡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应尽责任，难道有罪吗？”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说得洋巡捕无言以对，带着中国警察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民族垂危，国难当头，临青学校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纷纷加入全国各界救国会。任崇高校长曾任职业救国会理事。钟韵明校长曾任国难教育社理事。临育学校是国难教育社的活动中心。文艺工作者麦新、孟波、吕级等先后多次到这所学校教唱抗日救亡歌，排演话剧。学生们热情高涨，学会后又去教小先生学校的学生。后来，组织了孩子歌咏队，由郭映艇老师带领从沪东唱到沪南。吴莆生老师来校后排演了《捉汉奸）、《仁丹胡子》等儿童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临青学校孩子歌咏队为基础，在思派亚大戏院的难民收容所成立了孩子剧团。这个剧团在团长吴莆生（中共党员）带领下，以抗日戏剧、歌咏为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了全国有名的抗日宣传队伍。1934年初，“教联”沪东分会党组负责人派中共党员徐佩冷到沪东公社杨树浦女工夜校当教员。徐佩玲到校后不断向学员与周围工厂的女工宣传革命道理，以后又与组织上派来的邓洁（中共党员）、丁凯、张恒等教师一起以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不多时，在工人学员中发展任秀棠、刘贞、顾莲英、周秀芳、周惠芳等七八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后，女工夜校的师生是救亡运动的生力军，不论是在“一二八”、“三八”、“五一”、“九一八”等重大纪念活动中，还是在鲁迅葬礼、声援绥远抗战以及抗议迫害“七君子”的斗争中，她们都不畏强暴冲锋在前。特别是1936年11月间的反日大罢工，女工夜校的师生在党的领导下调整了力量，串联同学与小姐妹，坚持罢工，不屈不挠。刘贞、周惠芳还代表工人去国民党市政府面对面地与当局谈判。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任秀棠、任惠珍、周惠芳、谈英参加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还有一批师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新四军。留在上海的教职员仍然坚持办好女工夜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妇女干部。1934年秋，英美烟厂三厂女工、中共党员朱冰如、张德珍等在徐明清老师的支持下筹办了英美烟厂三厂中午读书班，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教女工们识字，向女工讲时事形势，还教唱抗日歌曲，深受女工们的欢迎。工厂中要求学习的女工越来越多，来冰如只得去工厂附近的一所小学借用教室，中午读书班成员一下子发展到180多人。陶行知与邓裕志（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动部干事，进步人士）都热情支持这个读书班。陶行知不仅免费赠送自己编写的课本，还亲自来教课，指导小先生们怎样上好课。邓裕志也常来教女工们唱进步歌曲。在党组织的鼓励下，在陶行知、邓裕志的支持下，读书班越办越好，女工们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抗日救国的热情也日渐高涨。来冰如、张德珍、陶根英等小先生创造的“女工们的接力教学”等经验引起了陶行知的重视，帮助总结了这一经验，并编写了介绍经验的小册子。1936年夏，陶行知应邀去英国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介绍了中国大众教育，其中有“小先生制”教育。1938年8月14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会见陶行知，甘地请陶行知在印度作有关大众教育问题的演讲，并要陶先生给他介绍经验的文章，陶先生就把英美烟厂三厂女工中午读书班的题为（女工们的接力教学》的经验总结，翻译成英文编入《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一书寄给甘地。甘地认为这一经验“在我们印度是非常有用的”。1935年，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坚持斗争的共青团组织在各方面力量帮助下先后办了4所工人夜校，即提篮桥女工夜校、重实男工夜校、杨树浦扬州路宁波小学女工夜校和男工夜校。工人夜校教师都是进步青年，是为了抗日救国来义务教课的，只有个别毫无生活来源的，每月发给10元生活费。抗日救国这一宗旨贯串在教学与各项课外活动中。这些学校经常组织演讲会、演戏、唱歌等活动。陈荒煤、姚时晓、吕级等文艺界进步人士都曾指导和参加这些活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从北京传到上海，这些夜校的学生坐不住了，根据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精神，立即成立了女工救国会，由卢英与李淑英主持召开成立大会。以后女工救国会并入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还推选女工代表卢英为救国联合会女工干事。从此女工夜校的学生在党团员的带领下参加了历次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937年，随着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共青团办的这4所工人夜校的学生们纷纷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1935年夏秋之交，中共党组织派钟民（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成员）、戴季康（中共党员）到腾越路沈家滩大弄堂里办了沈家滩识字学校。那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及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共沪东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创办识字学校的宗旨是在工人中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再次点燃革命烈火，掀起工运高潮。沈家滩识字学校的校舍仅是一间前楼和一间三层阁。学生以日商大康、裕丰、公大等纱厂的工人为主，还有杨树浦电灯厂及附近绸厂的工人。学校不收学费，义务教工人识字，还告诉工人许多革命道理，很受工人欢迎。但开办不多时，引起了反动派当局的注意，常遭到巡捕与流氓的捣乱。钟民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陶行知先生，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陶行知先生热情地答应帮忙，他带了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来校“视察”，以此吓退了巡捕与流氓。沈家滩识字班建立不久，随着工人学员的增多，又先后来了任曼君、王曾（王珍）、王本英等教师。王本英是为了找党组织来到学校的，她看到学校缺少经费就把从家里带来的钱倾囊资助。1936年，沈家滩识字班改名为余田章小学，这是为了取得合法地位，掩护党的活动。余田章是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又是一名牧师。其实从沈家滩识字班到余田章小学都是党团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毛远耀、何实嗣、方明等都曾在这里开展工作或养病。11月，沪东区在纱厂工人委员会与共青团临时江苏省委领导下爆发了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余田章小学全体教工行动起来了，刻写宣传鼓动罢工的传单，散发传单，等等。在这些日子里，夜校成了研究罢工。交流经验的工人们开会的秘密地点；教师成了他们的“参谋”。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中，由钟民负责，以余田章小学为中心，联合临青、普志、黎明等附近小学的教师成立了沪东教师联谊会。这是党领导下公开的群众性组织，后改称为东区教育促进会，任务是以合法的组织掩护开展党的群众工作，打开了党在沪东地区小学中的工作局面。在这段时间里，戴季康在大康纱厂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推动了大康纱厂工人运动的发展。1935年夏开设的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由爱国青年蔡仁元腐念龙）主办，校址在施家宅（今平凉路2641号）。学校在工人居住区开展识字教育，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蔡老师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工人们有事常找他商量。后来，经上海工会联合会周林的介绍，蔡仁元认识了张维校、陈之一，又经钟民介绍认识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钱亦石、夏衍。于是这5个人共同以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为依托，开展了发动工运的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张维权介绍蔡仁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5日，日商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被日本人杀害，蔡仁元立即向学生们讲：“日本人为什么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国同胞？……”他的话还未讲完，学生们流着眼泪喊道：“团结起来，替死难同胞报仇!”7日，蔡仁元、张维帧、陈之一以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为基础，组织大康、裕丰、公大、上海纱厂等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但由于这次罢工的指导思想过“左”，提出了要成立国防政府以及增加百分之二十工资的过高要求，并且为避免厂方强迫复工，要求工人住进街上空房里去等脱离群众实际的要求，罢工失败了，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也被社会局查封。学校虽只存在半年多时间，但在工人中撒下了抗日的种子。蔡仁元在学校停办后仍与工人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日商纱厂同盟罢工培养了骨干力量。麦伦中学，这是1898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上海沪东创建的一所教会学校，可是在30年代它又成了有名的“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1931年爱国教育家沈体兰出任校长，聘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中共党员曹亮任教务主任，自此两人共同策划学校的全面改革，学校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学校以“培养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为宗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出了“建立高尚思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体生活，实行公众服务”的办学原则，物色和聘请了一大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师。麦伦中学坚持进步的政治方向，将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每周一的纪念周会，由沈体兰校长向师生作国内外形势报告。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德、意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作的报告教育和鼓舞了全校师生。麦伦中学还每周举行一次学术讲座，请社会著名学者和爱国人士演讲。救国会领袖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沈钧儒、陶行知；教育家陈望道、陈鹤琴；文化艺术家田汉、陈波儿、安娥等都曾来校作过演讲和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形成了校内外力量联合办学的格局。曹亮主持全校“社会科”的教学活动。他组织了时事研究班，每周举行时事测验，培养学生关心国内外时事的习惯；还倡导社会调查，让学生了解附近居民的经济、文化和卫生等社会实际情况；倡导和支持学生的自治活动。1932年起，麦伦中学倡办社会教育，把产业工人、工商学徒和工人子女作为教育对象，设立了民众学校（学员为16－50岁的工人）、补习学校（学员为16－30岁的有一定文化的学徒和职员）、义务学校（学生为6－10岁的工人子弟）。为领导这一社会教育活动，学校成立了“推广事业委员会”，先后由曹亮、沈体兰领导。办各种社会教育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明了社会问题的真相，要学生与民众打成一片；使学生有为民众服务的机会；使失学民众能受到适当的教育；使学校处在改造社会之中”。于是麦伦中学高初中学生中有不少人担任了各类校办学校的教师及班主任。这些学校的教务、事务主任由毕业生担任。麦伦中学的学生与周围居民及工人打成了一片，他们真真切切地认识到：“工人是社会最富反抗的力量，有一腔热血随时准备牺牲，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坚。”到抗战前夕，先后在民众学校与补习学校读书的总计有1000多名成年人，为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造就了一批骨干。民校学生中有不少人与麦伦学生肩并肩地参加抗日救亡的历次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麦伦中学高三班学生陈艺祥（陈明）、沈世雄、杨修严等发起联络上海各中学成立了“上海中等学校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由中共文委江苏临委领导。从1936年1月起的上海许多群众救亡活动，包括鲁迅追悼会以及“中学联”组织的去工厂、农村、街头的宣传活动都有“中学联”主席团之一的麦伦学生以及民众夜校的工人学员参加。1936年陈芝祥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与同学张则孙都参加了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的筹建工作，并负责上海学联的总务和全国学联的发行工作。至抗日战争初期，麦伦中学有10％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与共青团，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我党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组织。麦伦引导学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以上所述共产党人在几所学校的革命活动，只是20多所学校的斗争事迹中的撷英，翔实史料已于1996年4月辑入（播种、育人、战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