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党旗下”征文选登（三）
                                                                     肖玲美

 
        我13岁跟舅妈在一家私人小厂学织布。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的年代，纺织工人一年到头，鸡叫上班、鬼叫下班，连出厂门还要抄身，无尽的加班加点，生病不能求医休假，过着吃不饱、穿不暖，连牛马都不如的生活。
        我憎恨统治者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渴望自由、平等。我找到了当时的女青年会和实验民众夜校。在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影响，我懂得了要翻身就要起来反抗的道理，我积极参加各种辩论会，到交大参加声讨会，上街游行声援申九惨案，为死难同胞佩戴黑纱，进行公益募捐。在斗争的环境里，我得到了锻炼和考验。1948年10月，由同学张玉玲同志介绍，17岁的我被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入党不久，我的党员关系由学校单线领导转到国营第一毛纺织厂党支部（棉纺公大四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住大型国企，派了特工头子樊天一，和厂里的国民党五十分部书记程国亮、三青团员等组成反动势力，猖狂地开展反革命活动。在党的统一安排下，广大党员、工协、革命群众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护厂队伍，保护机器设备、呢绒产品等国家财产。我们白天上班、晚上留厂值班巡逻，监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1948年11月，厂里有四位同志遭到逮捕。共产党员不畏枪杀和逮捕的威胁，继续开展更大规模的大罢工，当警车开到厂里时，大家组成坚不可摧的人墙，高喊“要抓人一起去”，最后迫使敌人无从下手，只好空车而去。
         1949年4月，解放在即，按照沪西区委指示，急需赶制2000多只“人民保安队”袖章。因为是秘密任务，从备布、裁剪、写字到缝制只有6、7个人参加，我和同志们利用晚上集中到秘密制作点赶制，困了就在布堆上躺一会。由于手工写字速度很慢，难以按时完成任务，经党支部同意，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家封闭严密的小屋里，一锤锤敲打。经过几周时间终于刻成了“人民保安队”空心板，从而加快了油刷速度，终于在5月初完成了2000多只白布红字的袖章，交给了党组织。“人民保安队”大队部设在国毛一厂，下设三个中队，要负责管辖自胶州路、长寿路、万航渡路、中山公园、静安寺等地区的工厂、学校、商店、配电站等的安全。27日凌晨，解放军进驻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一早就套上了袖章上街执行任务。我们的任务除了保卫国家财产外，还要搜查国民党来不及逃跑的逃兵及收缴枪支弹药和地方流氓的手枪。黎明前，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逃不掉的伪军到处乱窜，有的甚至逃到殡仪馆，我们就在世界殡仪馆内抓捕到一个带枪的逃兵。这次行动中共收缴了国民党的手枪、子弹、手榴弹、电台、发报机等军用物资两卡车。“人民保安队”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上海解放的前两天，1949年5月25日晚上，十余名佩带手枪的国民党官兵开着架上机关枪的装甲车来厂抢呢绒。党支部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带头冲锋在前，我们和群众一起将装甲车团团围住，一边用自来水管子当武器，拼死抵抗，一边用谈判拖延时间，直到次日早晨上班的工人都来增援。经过几十小时的斗争，国民党抢呢绒事件最终未能得逞。